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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湾仔“红灯区”:夜店林立霓虹铺满“温柔乡”

2021-12-29 23:45      点击次数:

若在夜晚探访湾仔的骆克道,会看到街头铺满霓虹灯,夜店林立,混杂其间的不乏有外籍人士。谈及这一情状,则与香港的经济、法律、国际关系密不可分。 在白天的骆克道,英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等国的国旗迎风飘扬,沿路的酒吧多处于歇业期。 此时的骆克道,没

  若在夜晚探访湾仔的骆克道,会看到街头铺满霓虹灯,夜店林立,混杂其间的不乏有外籍人士。谈及这一情状,则与香港的经济、法律、国际关系密不可分。

  在白天的骆克道,英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等国的国旗迎风飘扬,沿路的酒吧多处于歇业期。

  此时的骆克道,没有色彩绚烂的霓虹灯,丝毫不引人注意,唯有街边写着“马杀鸡”的立牌、在泰式快餐店里进食的疲倦女子,暗示着这里的不寻常。

  走进一家以热带雨林为装饰特点的夜店,能看到布置着塑料芭蕉叶的舞台,在老派摇滚乐中嗅到酒精和烟草的气息。穿梭其间的,不少是东南亚女性面孔与西方男性面孔。

  这些化着浓妆的女孩们,多是娇小玲珑,眼球颜色偏深,有着凸颧骨,可以辨认出她们主要来自泰国、越南等东南亚国家。

  而消费的生力军则是白人男性,他们衣着得体,戴有名贵腕表,刚结束一天的忙碌。

  不得不提的是,香港“红灯区”有一种独特的存在形式,即“一楼一凤”,“楼”指的是房间,“凤”指的是房间里的性工作者。

  骆克道的富士大厦是这种形式的温床,22层中有21层都是“一楼一凤”。据记者称,富士大厦的每层每个单位门口,都会贴着五花八门的广告,光顾者多为写字楼白领,既有中国籍的,也有外籍的。

  在凤姐翠儿看来,在富士大厦极易谋生,自己每月要交的房租是九千元,而每月自己能赚得足有四五万。

  翠儿说:“这里收费比其他的地方高,富士大厦的基本服务费五百,额外服务如穿制服、按摩叫价可以高一两百。

  在深水埗、油麻地,一次只能收三百,而且这里客人素质真高哦!很少大伯、三行佬(指苦力劳动者),我们富士大厦的姐妹一向素质高!”

  论及决定“红灯区”存在与否的因素,首推经济制度。“红灯区”在中国早已有之,且对古代经济发挥了不容忽略的促进作用,如南京秦淮河、北京八大胡同,既是风月场所,也是商品经济的繁荣地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政府大刀阔斧地封禁色情业,肃清“红灯区”,这是在施行计划经济,由政府进行资源配置的背景下所做出的选择。

  毕竟,色情业是自由交易下的产物,即金钱资源与性资源之间的交换,离开市场经济,它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。

  而香港不同,受资本主义影响,她的商业灵魂高度成熟。香港在自由港的基础上,形成了香港经济的关键特征——自由市场经济,通过供求机制、竞争机制、价格机制等来提高资本配置的有效率。

 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,但中国实行“一国两制”,准予香港高度自治权,仍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其经济制度。

  性是动物的本能,作为高等动物的人,拥有生理需求是正常的事。正巧,湾仔拥有世界贸易中心、购物中心,商品经济高度繁荣,市场机制趋于完善。

  在市场“无形之手”的调节下,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应,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资本注入,需求不中断,市场也就不泯灭。

  在经济学术界,莉娜·埃德伦德、伊芙琳·科恩针对“性工作技术含量低、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,从业人员多为女性、但薪酬丰厚”这一谜题,展开了深入的研究。

  他们在一篇名为《卖淫理论》的文章中,利用“婚姻市场说”理论,逻辑严密地推出了结论:性工作者一定要取得高于其他工作的收入,只有这样,才能弥补舍弃婚姻市场收入的机会成本。

  高收入吸引了一批身无长物的女孩们,比如富士大厦的苏州凤姐翠儿,每月能赚四五万,交了房租后也还剩三四万,比起在家乡干体力活,赚钱轻松不少;

  再比如菲律宾女孩,祖国的人均月收入只有1800港币左右,而在湾仔“红灯区”,一夜可以赚1200—2000港币,相当于在祖国苦干一个月的工资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大部分内陆女孩和东南亚女孩并非奔着性服务来到香港,而是从家乡来到寸土寸金的香港后,没有一技之长,苦于高昂的房租等残酷现实,无奈选择了来钱最快的一条路。

  对于“红灯区”来说,除了社会经济制度,社会经济秩序同样重要,后者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“红灯区”的状况。

  若社会秩序稳定,市场健康运转,向上流动畅通,会为“红灯区”开辟出良好发展的空间;

  若失业率长期处于高值,生活成本剧增,社会阶级固化,会给“红灯区”带来多方面的混乱,比如日本近年来性工作者呈低龄化特征。

  上世纪三十年代,香港出台“禁娼令”,分两阶段迫使娼妓停止营业。然而,香港“红灯区”并未全面消失,这是因为香港法律为性工作预留了空间。

  据香港法例第200章《刑事罪行条例》第117条,只有在两种情况下,才可以将处所、船只或地方定义为“性服务场所”。

  一是“该处所、船只或地方由二人或由超过二人完全或主要用以卖淫。” 二是“该处所、船只或地方完全或主要用以组织或安排卖淫,或与组织或安排卖淫有关而使用。”

  因此,如果一场所只有一人卖淫,那么这一场所不能被视为“卖淫场所”,也就自然没有违反法律。

  律师梁永铿在采访中申明道:“经营‘一楼一凤’的妓女没有犯法,即便有明买明卖的金钱交易也没问题。”

  律师黄国桐也称,涉及金钱交易的性服务没有问题,只有主动问价报价的才犯法,因为这算是“教唆他人从事不道德行为”,香港扫黄行动中被拘捕的大多是拉皮条者或双程证人士。

  在湾仔的骆克道,夜店林立,大厦并起,分割出大量的房间单位,可以容纳较大规模的“一楼一凤”。在“禁娼令”发布后,大量性工作者移居到湾仔,以“一楼一凤”的形式继续提供性服务,久而久之,形成了遐迩闻名的湾仔“红灯区”。

  骆克道上,南亚面孔的酒吧保安,东亚、东南亚面孔的性工作者,西方面孔的主力消费者,共同构成了湾仔“红灯区”。

  这一多元生态,要追溯到1841年英国强占香港岛。英国与清政府先后签订不平等的《南京条约》、《北京条约》、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》,逐渐侵占香港岛、九龙和新界,将资本主义带到香港,并让它在香港生根发芽。

  香港俨然成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,大量白人涌入,走上了与中国内陆不一样的路。

  1932年,英国下令,命全部属地推行禁娼政策,在此背景下,香港出台“禁娼令”。

  然而,在近百年的熏陶下,西方价值观深刻影响了香港人的经济模式与法律制度。

  启蒙运动后,西方人普遍崇尚天赋人权、契约精神,而摒弃了蒙骗与强迫,建立在合法自愿基础上的性交易,既尊重了自由民主的人权欲望,又契合了市场经济的合同契约精神,并无不妥之处。

  因此,香港法律为性交易预留了空间。英国的禁娼政策,实际上把香港“红灯区”的模式推向了“一楼一凤”。

  1955年越南战争一触即发,牵涉到美国、苏联与中国等国,是一场大规模的东南亚局部战争。美国的大本营远隔重洋,于是美军决定在战争期间,将军舰停在湾仔。

  美军士兵数量众多且年富力强,这一决定,有力地带动了湾仔的性交易。在1975年越南实现统一后,大批越南难民乘船来到香港,数据显示,1979年总计有两万名左右的越南难民在香港打工。

 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,港督麦理浩决定实施对外开放政策。麦理浩一方面向中国内地开放,亲自前往北京访问,促进内地与香港的经济文化交流;

  另一方面向国际社会开放,撤除外汇管制、黄金交易管制,吸引外资前来香港投资金融业、工业。

  如今的香港,实现了贸易自由、金融自由、人员进出自由,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面向世界,既不存在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,也不存在国民待遇与非国民待遇。

  对外的大门越开越大,让香港逐步成长为全球最大最开放的自由港,作为国际金融中心、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创新技术中心,在东方屹立不倒。

  添上最后一把火的是新中国的外交成果。我国致力于促进与主要大国的协调合作,努力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,目前,已有180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。

 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,我国在国际社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,正稳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。

  香港回归后,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,自然也享有着良好的国际关系。

  拥有高收入、良好国际关系的香港,对世人的吸引力是惊人的。各国家、各民族的人都想在香港做生意、打工和生活,因此,香港成为了容纳五湖四海人士的国际大都市。

  根据香港的人口普查,最多不同族裔人士寓居的地区就是湾仔区。如此,湾仔“红灯区”有着多元人口构成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  步入香港湾仔“红灯区”,我们不只看到霓虹铺满“温柔乡”,还可以更深入地看到:在湾仔“红灯区”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,经济、法律、国际关系等因素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,相互影响相互依赖,缺少任意一个因素都会失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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